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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周永康的故事--沈冰自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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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7 23:25: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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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红黑两道游走的郭振玺

如果说李东生是周永康的心腹,那么在央视若有人是李东生的心腹,那此人一定是郭振玺。郭振玺一直被视为电视界的重量级人物。他在央视工作了二十二年,担任过央视财经频道和广告中心两大核心部门负责人,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都叫他郭总或者郭老板。

郭振玺其人

郭振玺,一九六五年生人,山东汶上县人,但他是一位“非典型”山东人,并非人们想像中的山东大汉,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行事风风火火,从不拖泥带水。郭振玺出身农家,本无什么背景。一九八五年他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去了济南军区服役,一九八七年,考上了研究生,进入兰州大学企业管理系。他读研究生时发了四十七篇论文,包括国家一级刊物。一九九○年七月毕业后,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任秘书;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调到央视经济部作编辑记者,从此,他一直在央视任职二十二年。

由于他与李部长的关系很好,因此我与他关系还不错,而且台里不少的同事都认为王小丫、我和他有私交。其实,我们只是表面上很客气,他出于对上层领导的戒备,真正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并不会找到我们,而是与台里更年轻的新同事,如芮成钢、欧阳智薇他们关系更近。他有时候会旁敲侧击地想加入我们的高层聚会,但李部长并不希望加人,他不想给上级领导带来压力,因此郭对我们这个小圈子比较忌惮。他这个人是敏感而且聪明的,按照李部长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很鸡贼”,很会审时度势。

但郭总给我们讲他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很敢干的人。第一次到北京时,胆子很小。当时的公交车票是一毛钱一张,他给了一元,售票员没找钱,他也不敢要。但这个不甘寂寞、喜欢变化的年轻人,不久后就显示出自己的天赋,迎来了他的传奇人生。他拿着介绍信去了广电部,并成为办公厅秘书。两年后,他便调入了央视经济部做记者。

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追求成功,渴望成功,在履新后想成就番事业。广告部的那句著名创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其实就是他的内心独白。他自言“爱交四方朋友”,熟识的企业家也形容其“喜欢和人拥抱、重情义”,其实他在台里通常不苟言笑,平时总板着一副面孔,眉头紧锁,步履匆匆。他有时候可能给人留下端架子的印象,有时编导跟他打招呼,他连眼都不抬。跟骨干见面,一开始也是爱理不理,后来能微微点个头就算不错。但和高层交往起来,他确实表现得很江湖,我曾听到他跟一位领导拍胸脯说“生活上的事情我全包了。”

我想郭总日理万机,在外面应酬已是很多,不可能在台里也能把人际关系处理的面面俱到。而且做为我们部门,奖金红包都比旁人要丰厚,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此我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过郭总的半个不字,而且郭总一直对我很客气,还时常向我探探口风,最近李部长身体还好吗?周部长忙不忙?好像我们是一个有私交的人。

但其他同事对他端着的做派颇有微词,李坤晟是我们部门的实习生,后来在《新华每日电讯》作编辑,他跟我们说郭振玺曾去过他学校做讲座,派头极大。“那场讲座好像带了两三个特别漂亮的姑娘来,一个坐在第一排给他端茶送水。他喝得特讲究,要好几种饮料兑着。就看见那姑娘给他调来调去了……”后来我才跟他解释,人家郭总喝的不是饮料,是多种维生素,他工作太忙,常常没有时间吃饭,所以需要喝些营养品补充体力。

郭振玺本来没有那么高调,但在这个行业专浸染久了,高调的作派也渐渐被培养了起来。他被广电总局评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直被视为官方媒体重量级人物、行业标杆。据说广告公关行业无论甲乙双方吹牛时总爱提及此人;参加五粮液交流大会,左边是厂领导,右边是市领导,让他坐在中间;有的省电视台领导还把跟他的合影挂在墙上。

郭总一直得到了央视前台长、时任经济部主任赵化勇的赏识,历任编辑、制片人、广告部副主任,并在二○○一年得到了第一个重量级职务:广告部主任。

临危受命接手广告部

一九九八年前,央视广告供不应求,标王频出。一九九九年到二○○一年是个低潮期,几大标王相继遭受厄运,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对于广告招标的大反思。二○○一年以后,央视广告进入买方市场,业绩连月下滑。郭振玺上任后,央视广告部这颗“计划经济下的蛋”,第一次提出了“以客户为中心”——任何广告方式都可以想,任何客户都可以谈,并从“坐商”走向“行商”。

广告部的业绩呈现了三级跳,第一个月上升百分之四,第二个月上升百分之六,第三个月上升了近百分之八。二○○一年十一月八日,郭振玺上任后第一次央视黄金广告段位招标首战告捷,一举突破二十六个亿,此前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收入几年来一直徘徊在二十个亿左右。郭振玺称那一天是自己在央视广告部最激动、最刻骨铭心的时刻。

二○○二年是他最狂热的一年,创下了一天跑四个城市的最高纪录。他曾在月底总结会上说他“从深圳跑到广州见客户,然后从广州飞到南京,在南京留了一个人换机票,用五十分钟时间杀到城里,和熊猫手机的老总交谈,谈了五十分钟后,饭也没吃,厕所也没上,又杀回机场,在机场吃了面,上了厕所,登机,再回到北京的香格里拉见摩托罗拉老总。”

在央视这样一个特殊的舞台,只要稍微努力一点,效果就很明显,更何况央视“第一业务员”郭振玺既聪明,又肯下功夫。

郭振玺确实是个人才,经营、创新能力强,口才好,善于演讲,煽动性强,主持央视广告那几年,翻开广告部的历史,创收速度增长,即使不说最顶尖,也是很惊人。执掌财经频道以后,从经营上讲,他也确实有独到之处。当时央视全年广告收入也就一两百个亿,他就敢提出财经频道三年实现一百个亿、打造上市的目标,很多人都惊呆了,而且听他讲的人还都觉得有道理。所以领导也不是会搞关系就用他,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郭振玺对自己对央视广告的贡献也有充分的肯定:“央视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行业发展的风向标,这句话也得到了国内经济界的普遍认同。”在其任上,催生了安踏、利郎、劲霸、哈药六厂、三精、伊利、蒙牛、恒源祥等一系列品牌的崛起。

站在“小板凳上的男人”

郭振玺出任央视广告部主任后,央视广告运营从此由“坐等广告”变为“走出去拉广告”。他经常说,自己不是理论家、学院派,是个实干派。但他每年对央视广告运营的策略都有精准的洞察与概括。郭振玺上任后提出投身经济主战场,抓好“三个代表性的重点工作”:一是抓好重点地区的开发,扩大广告客户群:二是抓好重点行业的开发,优化广告客户结构;三是抓好媒体资源创新,形成广告经营新的增长点。他还曾提出广告经营的“腰部战略”,即通过扶持行业第二、第三梯队,迅速提高其知名度,拉动销售,从而达到刺激第一梯队广告投放的效果。这些战略对央视广告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在我们这些下属的眼中,郭振玺大胆但不失精明,个矮却有强大的内心他开会从来都是只讲三点,条理分明,句句都是要害。我记得在有一次会议上,郭振玺一上台便拿自己的身高开玩笑,说自己是站在“小板凳上的男人”。因为每次上台前,他都不忘让服务员搬个小板凳放在讲台后,这样后排的听众才能看见他。那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当时,央视广告招标金额虽然没有达到如今的近一百六十亿,但已很不错了。从二○○二年的二十二亿,到二○○六年的五十多亿,郭振玺的贡献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在他的推动下,央视每年都进行“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火热程度不亚于如今的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

二○○九年二月初,郭振玺主动邀请了一些财经记者采访他,主题是关于央视历年对达沃斯峰会的报道成果。在采访时,郭振玺特意请了一些财经界的大腕来谈对达沃斯的重视程度,之后,郭振玺对央视达沃斯报道的优势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在整个采访中,郭振玺并不高调,甚至有些低调,处处把功劳归功于团队。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企业家积极踊跃参与达沃斯峰会的精神,显示出其说话、做人的老到。特别是在谈到个人的价值观、财富观时,郭振玺说,他百分之四十的时间都在跟企业家交流,若不是在央视这个位置上,既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优秀人才,也不可能受到如此尊重。台里的各级领导都对郭的表现满意。

裸官开始捞票

二○○五年七月,郭振玺迎来了他此生事业的最高峰,升任央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同时管辖央视广告部和经济频道。不幸的是,他的“平步青云”,也从此戛然而止。从广告部到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那是郭振玺最成功的一段经历。但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顺风顺水后,他的升迁之路就断了。

央视大火之后的二○○九年,赵化勇下台后,新一任台长焦利对央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取消,广告经营独立出来,成立了广告经营中心,经济频道改制为财经频道,郭振玺只担任财经频道总监,不再主管广告业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分郭振玺的权。

当时郭振玺“命悬一线”、四处活动,甚至几次请我和王小丫吃饭,希望我们能给“常委们”带个话。到处说今天又拿到了谁的批示,言外之意就是上面有人。一般人做了三四年就耐不住了,最多四五年就升了,而郭振玺在一个位置上呆了九年都升不了,他什么心情可想而知。我觉得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大染缸里待的时间久了,看惯了官场上的蝇营狗苟,估计后来觉得升职无望,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利益,捞一票是一票。也正是那时候,他把老婆和孩子都送到了澳大利亚。

郭振玺主持财经频道的工作后,首先整个频道的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有说是自从他担任了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后,这种苗头就已经出现了。原来我们很重业务,有一个正常的上升空间。但自从他当了频道领导之后,价值取向就发生了变化。

搞关系在二套成为一种风气。稿子好不好、片子漂不漂亮,都不重要,会不会搞关系,决定了你的地位和上升空间。如果你能搞定哪位省长,让省长出面请郭振玺吃个饭,他就会非常开心。另一个怪现象就是漂亮的女记者、女主持人升得非常快。我们的男当家主持赵普说他给郭老板打电话都是小心翼翼,能不能打、什么时间打,都要经过慎重考虑。但他看刚到台里的欧阳智薇就可以拿起电话就打,想说什么说什么,从不忌讳。赵普有一次开玩笑说,恨自己不是女儿身。确实,我们部门的女同事们不仅升职不仅快,而且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一时令人大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感。

两个评选晚会成了红黑两道

郭振玺确实有手段,自他担任央视广告部主任后,他带领广告部实现了广告收入连续二十八个月持续快速增长。央视的广告经济信息中心成立于一九九六年,一方面负责全台广告创收和图文电视经营,另一方面又承担经济频道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三·一五”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该中心的两个王牌栏目。

但经郭振玺主抓后,不仅风气变了味是一方面,节目貌似也变了味。郭振玺曾说:“央视的价值核心就是影响力。”而他的“财技”很有可能就是“影响力变现”。网上早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对于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是有钱就可以上;而对于三·一五晚会,则是有钱就可以不上。有人说这两档节目可被视作媒体寻租、利益输送的“范本”。随后我们一年比一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靠谱的人成为年度经济人物,同时,也越来越多没有影响力的小作坊成为“三·一五”的曝光代表。

年度人物刚起来的时候,郭振玺履新不久,还是收敛的,尊重评审团的意见、投票。那个时期的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比较客观,有一定分量。随着郭振玺对评选介入的越来越深,评选的变数也越来越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就在颁奖典礼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塞进来一个人,说这人要成为年度经济人物的获奖者,大家不得不匆匆准备第二天要播出的短片、推广词。当然这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在评选过程中塞进来的不少。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不知道谁在掌控。说起这些“人物”,蒙草抗旱的董事长王召明不用说了,网上议论已经很多。高速公路集团能入选也很奇怪。众所周知,评选最强调四个标准,分别为推动力、影响力、创新和责任。高速修好后一收费几十年,能对上哪一条标准?

大佬们纷纷与郭交恶

不知道是否由于一手拿胡萝卜,一手拿大棒,郭总与企业的关系,也变成逆我者交恶、顺我者成盟友。潘石屹发微博称:“多年来,任志强经常被CCTV2封杀或被黑。有几次气得像咆哮的狮子。”曾大手笔投放广告,后来又破口大骂郭振玺不要脸的,则是史玉柱。郭振玺的吨友”至少可以梳理出晋江系、山东系和蒙牛。早些年,晋江模式就是“广告赞助+明星代言”,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甚至有“晋江频道”之称,安踏、特步、别克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晋江市曾要授予郭振玺“晋江荣誉市民”的称号,而郭总也在多种场合表示晋江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登上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多家山东企业,则是郭振玺热衷交好的另一方关系网。在中国式关系学里,最招人恨的其实是收钱不办事的。通常有能量、收钱、又真能替人办事的,反而会成为朋友圈里争相交往的对象,老郭应该属于后者。

八年捞了二十亿?

“三一五晚会”和“年度经济人物”本来是我们《财经频道》每年的重头戏,但也正是这两大活动,让郭振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郭振玺的企业圈中,分为“红系”和“黑系”两个截然不同的朋友圈。孙先红是郭振玺典型的“红系”朋友,他与郭振玺的交情始于其担任蒙牛乳业副总裁期间。作为当时主管营销的副总裁,孙先红在二○○三年成功策划了“蒙牛驰与神五上天”、“中国乳都”等营销事件,这一系列活动让蒙牛乳业快速成长,而由郭振玺掌舵的央视广告部也成为其中最大的投放平台与获利者,蒙牛乳业仅这一年在央视投放的广告额就达到两亿元,位列央视广告商前三位。

在郭振玺被通报立案侦查的第一个股市交易日,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即蒙草抗旱)第二大股东孙先红紧急减持了该公司二百二十万股股票,套现逾五千八百万元。此前一天有消息称,在蒙草抗旱上市中,郭振玺因获赠二百万原始股从中获利超过四千万万元。没有比这更明显的证据了,郭与孙一直是一条船上的人。

在郭振玺构建的企业圈中,来自老家山东的企业家们占据了重要位置。山东高速集团公司董事长孙亮、济南二机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潍柴动力的谭旭光、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等,都曾被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提名,有些还获此殊荣。而说到拉黑的手法,郭振玺也自有一套。在二○一四年央视“三一五晚会”前,汽车圈盛传一家英国公司、一家德国公司和一家美国公司会出现在晚会上。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人意外,没有盛传的“大牌”,只是几家老年代步车企业上榜。

此前,“三·一五晚会”曾曝光过锦湖轮胎、江淮汽车等问题。有了前车之鉴,很多车企对“三·一五晚会”都严防死守。据报道,德国某车企曾发生过多起“发动机凸轮轴螺栓断裂”事故,但之前一直拒绝召回,只给车主提供所谓的“善意保修”。然而在当年的“三一五”前夕,该车企意识到舆论风向不利后,突然发声明宣布召回。

再看央视的广告。在三月十五日当天,从《焦点访谈》到晚会开始前,有八分四十秒的前插广告。这一时段依次出现了近三十家企业的广告,其中汽车企业的广告占了约五分之一,可见车企对“三·一五晚会”的“紧张与恐惧”。显然,这些出现在广告中的企业就是交了“广告费”的,是不可能出现在晚会中的,央视不可能回过头扇自己的耳光。

这么看来,郭振玺似乎并未在这些广告中为牟利,因为他是通过这些手段为台里创收。但有报道称,郭振玺实际掌控着十几家公关公司。被拉黑的企业自然会向这些公司交“保护费”以及紧急公关费,而捧红的企业则会感恩戴德地主动交广告费及股权,郭振玺实现了个人财富和央视广告的双丰收。有一种说法,郭振玺担任财经频道总监八年间,他个人至少捞了二十亿。关于这二十亿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并不知情,郭更不会给我们内部的人交底子,但他匆匆将家属们移民国外,就证明他心里是不踏实的。

著名的“大概八点二十发”事件

郭振玺,深耕央视二十二年,从经济部的一名记者,一直攀爬上财经频道权力的顶峰。在财经频道总监的位置上,他待了九年。在这九年里,同在财经频道的我们见证了郭振玺“起高楼”、“宴宾客”,直至最后“楼塌了”。郭振玺尽管曾经做过记者、编导,但并不懂画面剪辑、新闻采访,因此郭成为制片人后,也是经营型的,并非业务型。

老郭是个特别有想法的人,我们私下里说他是个鸡贼的人。他有不少歪门邪道的东西,都能打擦边球,不违反相关的政策。最近几年,央视财经频道收视率全面下滑,郭振玺为此想了不少办法,比如不断尝试、更替新的节目,再比如设立节目推广组,以及要求栏目和主持人全面开通微博。

著名的“大概八点二十发”事件就发生在郭让大家利用微博提高收视率期间,虽说当时我已从央视离职,但我从王小丫那里打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小丫说本来是一件好事,结果郭总找了一帮猪一样的队友。二○一三年,央视“三·一五”晚会曝光了美国苹果公司售后政策涉嫌歧视。紧跟着,台湾著名小生何润东以“三·一五在行动”为标签在微博上指责苹果手机,但在微博结尾处出现一句“大概八点二十发”。

此举立即引来网友质疑,认为何润东是央视找来的“托儿”。何润东此后否认并说自己是微博被人盗号了,引发系列口水战。其实,这本是郭振玺对新媒体的一次实践,他要求大家加强推广、互动,实际操作的员工对新媒体又不太熟悉。结果,央视员工提前给很多“大V”发了私信,对方没仔细看,直接把后面的“大概八点二十发”也贴了出来,“大概八点二十发”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热词。

这条耐人寻味的微博,显然是郭总他们早就拟好了要黑苹果手机的微博内容,请几个微博红人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统一发布,用来造势,何润东没注意直接把CCTV发给他的短信转发到了微博上。何润东可不就是猪一样的队友么?

后来欧阳智薇赶紧在郭的指示下灭火,希望广大网友多了一分理智,少了一分愤世嫉俗,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不管行为是否有所偏差和失误,出发的初衷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多阴谋论,这个世界总有一些无能为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总有一些不够好,可以提醒忠告批评以促改进,但请不要把一群人的辛劳妖魔化”。

制片人被软广告气哭

在财经频道的新闻节目选题中,有时也会掺杂进经济的元素。有一次,我们一档晚间播出的财经节目的编导做了一期与某企业相关的新闻节目,在节目中,该编导插了一分多钟夸赞该企业的内容。播出前,该编导交给制片人陈荣看的成片中,按照台里的规定把这部分软广告的内容删去,因而通过了审片。然而,令制片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后来播出的节目中,又出现了这一分多钟的内容,后来,这个节目受到全台的通报批评。事后,制片人陈荣被气哭。

陈荣还跟我讲过一件事,她手下的另一名编导曾应郭的要求外出做一期调查报道。郭在他临走前一天鼓励该编导,要他务必采访到新闻当事人。该编导连夜赶工,完成了这项采访任务,却接到领导电话,要求他停止做这个选题。他问为什么。郭回应说不为什么,这是命令。这位编导很郁闷,准备回京,又接到郭的电话,要求他在当地多呆两天,继续采访,但主题却变为该新闻当事人做一期正面报道。陈荣跟我抱怨,我们这是开的什么买卖,反的正的都行是不是?

其实在新闻中植入广告在财经频道并不鲜见。虽然我从不关心财经频道的营利手段,但我知道我们节目中如果软性植入三十秒的广告,收费是二到三万。关于财经频道的“生财之道”,并非给钱就能上。比如有一些新闻会涉及某个企业,从表面看,就是植入式广告,但实际情况大多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完全配合新闻,尤其是时间紧急的情况下,也顾不上找企业“谈软广”。第二种是领导指令。央视有很多宣传任务,各级领导都可以决定上电视的是谁。第三种才有可能是利用节目资源“收钱”。当然,财经频道也并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混乱,特别是“上节目收费”的说法有些夸大。

比如上述晚间财经栏目,它每年都要做很多舆论监督新闻和深度调查,曝光力度不输《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的人,也经常得罪当地企业,走到哪儿都“不太招人待见”,不太有机会值入软广或上节目收费。

李勇与郭振玺是两派

我们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与郭振玺相反,是以业务而擅长的领导。他曾在央视一套晚间九点创办著名的《现在播报》栏目,海霞也因主持此栏目为全国观众所熟悉。李勇非常看不惯郭振玺,认为他只知道捞钱,无视节目创作,两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事实上,李勇和郭振玺完全不是一路人,李勇很不喜欢郭,两人关系一直不好。在我看来,郭振玺在广告部或者财经频道的问题,应该跟李勇没太多瓜葛。后来我听说,李勇之所以也被调查,是被郭振玺向检方供出来。

李勇比郭振玺小两岁,一九六八年生人,一九九一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同年进入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工作,一九九三年调入中央电视台,先是在新闻中心工作。曾担任《晚间新闻》、《早间新闻》、《现在播报》栏目制片人,一九九八年主持创建新闻策划组,任组长。因为众所周知,新闻中心提拔干部比较慢,而且人才济济。于是李勇于二○○二年五月调入央视经济频道,历任制片人、资讯节目工作室副主任、频道总监助理、副总监,负责创办《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全球资讯榜》、《环球财经连线》、《交易时间》、《市场分析室》等栏目。

应该说李勇在我们业务部门比郭振玺更受欢迎,因为大家都觉得李勇非常有才华,人品一直也不错,央视新闻中心历次新闻改革李勇都参与了,央视二套确立全频道直播、创办资讯新闻节目,也都是他负责的,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的特点是用业务说话,不抱领导的大腿,因此在节目理念上与节目方向上都与郭有一定的冲突。

除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一九九三年以来一系列新闻和财经栏目的改版、创办工作外,李勇还主持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大型直播和特别节目,如《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特别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直击G20》、大型纪录片《决胜》、《跨国风云》、《大市中国》等,曾十余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和中国电视奖。他也曾负责或参与过央视《三一五晚会》、《CCTV模特电视大赛》等节目。

但郭振玺作为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兼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可谓把财权和节目都在掌握在手中。处处都压李勇一头,其实李勇这个副总监当得有点窝囊有点郁闷。

比如“三·一五”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这两个曾经直是李勇主抓的节目,却生生在郭振玺的手里变了味儿,成为了他获利的两个抓钱手。左手用“三·一五”晚会打压企业、右手靠“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拉拢企业,形成了了独特的红黑敛财术。

每年财经频道为“三·一五”晚会要筹备半年时间,而在晚会播出之前,部分制片人、副制片人乃至于编导,都被郭振玺要求去找一些企业的负面问题。郭振玺后来让李勇主抓“三·一五”,是因为他深知通过“三·一五”晚会所获得的利益并不多,而且还得罪人,真正能够吸金的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这个“经济人物评选”才是真正能够挣大钱的节目,郭振玺他们利用自己的公关公司直接和外面的公司签合同,根据钱的多少安排年度经济人物的名次,据说单个金额就有上万。

据我所知,财经频道编导、制片人等级别的人员工中,有部分人拥有自己的公关公司。郭振玺、田立武、芮成钢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公司。原《环球财经连线》制片人、现《经济信息联播》制片人钱曦据说也有些经济问题。但钱曦是李勇的那个派别的,两人都是从央视新闻中心调过来的,是多年的同事,但同时她也曾经是芮成钢的直接领导,她十分欣赏芮成钢。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制造芮成钢》中,采访的钱曦公开将芮成钢与CNN传奇主播拉里金相比,称他“是整个财经频道国际化的标志”。因此,钱曦很特殊,她既站队在李勇这一边,同时与郭、芮等人也有私交。

后来有多家媒体报道郭振玺的“捞钱经”之后,就有传闻称以后财经频道不会再办“三·一五”晚会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这两个节目。不过,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央视的两档招牌节目,这两档节目一定会继续办下去。

郭被捕财经频道上下恐慌

“那是二○○○年的十月,一个多事之秋。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人们,被卷进了一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变革。许多人暴露出本来面目,许多人变得面目全非,革命的前夜是寒冷的……”

这段经典的开场独自,出自当年广为流传的央视内部恶搞片《分家在十月》。而“崔永元斯基”、“时间诺夫”等一众人等大肆调侃之时,绝然不会想到,这段台词用在十四年后不幸被言中。

二○一四年六月一日,北京城飞沙走石,天气恶劣。最高检在这个时刻,于官网公布:“近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犯罪,依法对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制片人田立武立案侦查并釆取强制措施。”台里至少有十人被带走调查,其中八名来自财经频道,上至总监、副总监,下至制片人、主持人、编导。这一次,常以镁光灯照射别人的央视不得不逐渐适应被社会舆论反复检阅的状态。

田立武曾任央视财经频道《幸运五十二》栏目制片人,其含金量显然远逊于郭振玺,因此人们把目光都集聚在了郭的身上。郭有“大管家”之称,在央视工作了二十二年,长袖善舞、手眼通天,曾执掌央视的“钱袋子”,一度同时管辖广告部和经济频道两大核心部门,后负责两档重量级节目——“三·一五晚会”、“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

十八大以后,中国已先后有二十名省部级官员落马。郭振玺虽为央视实权人物,但级别不足为道。然而他的“被带走”,却着实掀起一场热议。梳理下来,不外有二。一派“见微知著”,认为这标志着反腐已从政法系统延伸到宣传系统。也有人从中纪委“外围布局”的办案思路揣测,此乃李东生案持续发酵。

郭落马与李东生案有关

关于郭振玺出事的消息,其实早在央视内部早有一些传言。在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后,当时台里内部就传出,郭振玺曾协助调查,他的妻女已不在国内,郭本人也有引退的打算。有同事注意到,此后“他呆在台里的时间少了,在外面跑得多了起来”。消息流传半年后,郭振玺才出事。

郭振玺能大肆敛财,还在于其手中的权力。据报道,郭振玺主管的财经频道,二○○五年成为频道制改革的试点,由频道直接对栏目管理,至今绝大多数记者都是频道聘用而非台聘。因为财经频道就像郭振玺的承包地,他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限制。不像新闻中心的三级管理制度,财经频道的管理架构非常扁平化,栏目制片人权力很大。财经频道相比其他部门更加独立,给郭振玺留下了牟利空间。

郭振玺曾经为自己辩解说:“你就算是焦裕禄,是雷锋,放在这个位子上,也会有一些非议的。”我同意他的说法,无论是广告中心,还是财经频道,总是和“钱”有关,常在河边走,郭振玺又怎能不湿鞋?央视视媒体中具有先天的垄断地位,但其企业化运作又成为经济组织和商人的追逐目标。对不与自己合作,不能满足自身欲望的竞争者,他们可能会利用自身优势排挤、打击。从这一点来说,郭振玺不仅是不良媒体生态的牺牲者,也是这个不良制度的合谋者。因此,我国媒体领域的反腐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人手,而不能出一个打一个,更重要的是建立科学的、理性的、统筹兼顾的公共政策和制度。

郭振玺在出事前也曾有过退意,他说:“我要做一个企业,然后到中央电视台来投标。”只可惜这方乙方的利益与气派又怎能和央视比呢。而那些豪言壮语,也被雨打风吹去。

央视各大主播纷纷出走

网络上,《八大当家主播已出走》这一类文章传播广泛,网民们热议为何央视留不住主播。然而,在主播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媒体人从央视成批地出走。我个人觉得其中原因,很多记者、编导们在财经频道的价值越来越无法得到体现,这也是他们离开央视的一大原因。逼迫员工逃离央视的,还有深根于央视的员工等级制度。

央视作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内设二十四个机构以及六个台属单位,现已拥有四十二个电视频道,开办四百五十二个栏目,所属员工有几万人。央视的用人制度用三六九等来形容央视的员工一点也不过分,

关于央视员工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也由来已久。在央视,级别最高的是“正式职工”,拥有正式的国家事业编制。我是属于正式职工,才可以依法调动工作,人事档案,户口,医保才可以转入政法影视中心。

尽管央视早已实行国企改革,但依然拥有三千名左右的正式职工。他们是央视最早的员工,当年由刚毕业的大学生、部队转业人士、外单位转入的人士以及早年进入央视的工人组成。不可否认,因为是正式员工的身份,在台里会存在着天然的优越感。

第二层级是“台聘职工”,与正式职工享受着一样的工资待遇,但没有事业编制。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曾在受访时说:“当时《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许多正式员工做不了,不得不对外招人。但当时没有编制就只能采取台聘的方式,就是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之后,央视快速发展,亟需人手,但正式员工与台聘职工的人数有限,只能从外单位或外地聘用临时工,由各部门根据创收解决工资。央视大发展时期,各个部门逐渐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临时工数量迅速膨胀,最高峰时曾达到几千人。

二○○七年,日渐膨胀的临时工终于因“纸箱馅儿包子”的假新闻导火索而被央视“大清洗”。在三周内,央视共裁减了一千八百多名临时工作人员,估计占央视员工总量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

其实,早在二○○三年,央视就进行子一次大规模的人事改革,通过央视旗下的子公司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视汇才”)建立了劳务派遣制度,想以此来纠正央视用人制度的混乱。中视汇才成立于二○○三年八月,是一家专门从事人员派遣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立足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广阔的平台,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央视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该公司名下,因而被称为“企聘职工”,地位比临时性的被雇佣者高些,待遇却远低于正式员工与台聘员工。更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央视的人,而是属于中视汇才的员工。

二○○五年,郭振玺刚担任财经频道总监后,该频道成为频道制改革的试点,由频道直接对栏目管理。因而郭振玺依然拥有充分的权利来管理员工。在二○○九年之前,央视各中心、栏目的负责人还拥有用人权,中视汇才当时只是一个为各中心、栏目服务的机构,没有实权。二○○九年,焦利到职后,坚持进行了招聘改革,把用人权收回到自己手中。

焦利要求所有与中视汇才签订合同的员工,都要通过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安排到各个栏目中。从接受报名、招考、面试、分配等各个环节,各个中心、栏目没有了用人权,但又持续需要大量人手,因此,为了“夺回”用人权,郭振玺想了一招,利用财经频道下属的公司一中视广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招人,提供就业。除了中视广经,临时工还与中视科华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中视科华成立于二○○五年十一月,是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旗下的技术管理公司。据李渊透露,该公司承担了央视相当一部分的人才派遣,一些频道里的财务、车辆使用,也是通过该公司走账。“项目制聘用”应运而生。中视广经、中视科华等公司和员工以项目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方式,对员工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都可以让为走。但因当时不少人看重央视的光环,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的人数越来越大。

其他中心的负责人见郭振玺这招管用,也有人利用自己台属的公司效仿这一做法。央视企聘的派遣公司众多,比如中视汇才、中视科华、中视广经、中视北方等。如果是项目制和临时工,就和这些公司签短期合同。企聘员工中,和中视汇才签约的待遇最好,每月税后一般能拿到两万左右,中视科华其次,每月一万二上下。和其他公司签约的,往年也有一万多,但是今年降低了不少。

财经频道年终奖,一般是八万到十五万。这笔钱往年编制内、台聘、企聘以及项目聘的人都会有,但是随着郭振玺等财经频道多名领导被查,审计部门进驻,这笔钱就被压下了。央视员工分三六九等

在这样的聘用制度之下,员工的待遇,自然也分为“三六九等”。出人央视的门卡就是一个显著的差异,央视的编制跟出入门所佩戴的“门卡”有联系,门卡号前面的A、B、C、D基本上与可以跟个人的编制等级划等号。“A是正式员工,B类基本是台聘,C类是企业聘、D以外协人员(包括临时工)为主”。

除了门卡,收人才是最体现差别的地方。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编制内员工,每月底薪在一万元以上。台聘的职工基本工资比编制内员工低一些。而企聘的员工底薪在三千元到四千五百元不等,更高级别的企聘员工底薪能达到七千至八千元。

编制内、台聘和企聘的员工每年年末能够分到增收节支奖,这由每年的广告收入决定,一般在八万到十万不等。(增收节支奖与栏目广告收入挂钩,按比例提成,这部分实际占了工资大头。)

项目聘用的员工底薪更少,仅是足够交社保、保险的数目,为二千到三千元。而至于最底下一级的“栏目聘”,则没有任何底薪。且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都没有增收节支奖。尽管项目聘用和栏目聘用的员工工资最低,但往往上作的主力却是他们,能吸引这批央视底层员工努力奋斗的,就是绩效奖金了。

以我们财经频道为例,领导会根据收视率来给员工制作的节目打分,根据分数的高低,每个月节目编导能够拿到一万到一万五不等的劳务费用。如果拼命些,一个月做三期节目,即使是底层员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两万多的工资。不要把这笔劳务费拿到手,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央视要底层员工要拿相应数额的发票,用报销的途径来领取劳务费。

为了搜集发票,很多员工从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等买发票。当时也总有一群倒卖发票的人在央视大楼周围“做生意”。不少人看到央视的人到处找发票,以为这是为了多报账,却不知道他们是央视里最苦最累最穷没有尊严的人,这么做只是为了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务费,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这是在二○一一年之前,这是吸引媒体人不需底薪不需保障以在央视工作下去的动力。然而,二○一一年之后,情况变了。二○一一年八月,央视突然改变了报票这一做法,导致员工无法足额领取薪水。

在央视内部,此变化的正式说法为压缩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外请专家、评委的费用)、劳务费的报销比例。但按照新规定,“四费”不得超过节目制作经费的百分七。

这意味着,如果某节目一期制作经费为三万元,“四费”不得超过二千一百元,这点钱连员工正常的餐费和交通费都保证不了,何况还要采访专家等。说白了,节目没法做了。如今,不少被戏称为“总编级实习生”的人依然在忍受这一用工制度,熬上十年甚至更长,然后转为企聘员工,在央视这一“高大上”的平台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此同时,央视也出现一次次的离职潮,李咏、崔永元都在其中。有一个愤青同事离开时对央视充满了愤怒,他说他看到了“光环下的肮脏。”

来源:飆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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